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镇压农民军的同时，对汉族人民施行了圈地、剃发和屠杀等民族高压政策。在他们南下的过程中，江南人员和南明政权不断抵抗，清军遂在扬州、江阴、嘉定等地进行血腥屠杀。 

　　但清王朝意识到要巩固统治地位，光靠武力是不行的，还须有软的一手，加强精神上的统治。而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一套说教正是有利于巩固统治地位的精神武器。清王朝在采取笼络汉族地主和上层分子，废止圈地，减免税粮鼓励垦荒等措施的同时，广纳知识分子，在北京开博学鸿儒科，对一些汉族“名士”授以翰林院官职。清帝康熙等还强调“满汉一体”，崇奉孔子，提倡理学，编纂图书，竭力宣扬忠君思想和“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伦理。自此明代的理学意识形态脉络在清代又得以延续。 

　　鉴于明代末年朝纲不振在性文化方面亦失去控制，清王朝在性文化方面的控制尤为严酷。 

　　一、文化专制：严禁“琐语淫词” 

　　清朝统治者坐定江山后，意识到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伦主张是控制异族、巩固政权的最好思想武器，而《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肉蒲团》等“淫词小说”恰恰是亵渎“天理”，违碍三纲五常的自由思想的载体，于是中央禁令频频而出。顺治九年(1652年)，颁布第一道禁令，严禁刊行“琐语淫词”。康熙年间一再重申严禁“琐语淫词”、“淫词小说”。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议定对“小说淫词”要“严查禁绝”，将版本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场面者杖一百，徒三年。该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严令重刑，雷厉风行。上述禁令，几乎每个皇帝登陆基后，皆有诏谕反复张扬，而地方官吏则变本加厉，层层加码。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禁令下，必然是玉石俱焚，将许多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的作品统统打入“冷宫”。 

　　发人深省的是，在严禁这些“琐语淫词”的同时，实行一种“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封建特权政策。即这些书在社会上禁之甚严，而对当权人物则不禁。据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记载：清王朝“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节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对那些王公贵族、八旗子弟来说，《金瓶梅》并非禁书，而且可以“人皆争诵”。《红楼梦》在清代也是作为淫词小说而迭遭禁区毁的。但在清宫内府，《红楼梦》故事的插图公然可以画在墙壁上，慈禧太后就是一个地道的“红楼迷”。

 
　　二、残酷的妇女贞节要求 

　　清代统治者对所谓贞女、节妇旌表不遗余力。设立贞节牌坊，并以《烈女传》记载和刻印“女教”书加以弘扬。特别在同治以后，推崇贞操达到极盛。各地纷纷设立一批名为“全节堂”、“崇节堂”、“导节局”、“清节堂”、“立贞堂”、“贞节堂”之类的机构，收容留置贞女、节妇。这些组织一般都规定女子30岁以上，有坚志守贞决心的方准入堂。节妇、贞女入堂后，不能无故出堂，每春秋二季，由堂筹集京钱一千文以作纸课、雇觅代步之用，派年老仆妇随赴各墓前扫祭。①(①《畿辅通志》卷109。) 

　　在清朝统治者倡导下，在理学卫道士的鼓吹下，节妇烈女越来越多。据《休宁县志》记载，清代仅安徽休宁县就有2200多个“节烈”妇女。这些妇女不仅有夫亡不嫁，从一而终的“节妇”，还有丈夫死后，以死尽节的“烈妇”;不仅有未婚夫死不嫁他人的“望门寡”(即“贞女”)，还有未出嫁男方死亡以自杀表明贞节的“烈女”。 　　现以清光绪年间浙江《浦江县志》各举一例。 

　　节妇：郑氏张一绪妻，结缡一载，夫病。氏割股以还应，终不效，夫亡，年二十一。矢志守节，孝事舅姑。未几，姑殁，二步俱幼，代姑抚养成人。茕茕一身，始终不变。邑令赵给匾旌之，守节六十余年，卒年八十二岁。 

　　烈妇：陈氏吴祖坦妻，生嘉庆二十二年，幼为养媳，年二十婚配。未逾年而夫殁，号痛抢地，家人恐其过分，挟持扶入内仓，猝间潜投池水死焉，时年二十一岁。 

　　贞女：张树勋，幼字方家涌为妻，未纳采。粤寇至涌家，涌被掠。寇退，姑迎氏至家，以待夫回，时氏十九。及闻夫被害，斩缞二年，誓不再适(出嫁)。 

　　烈女：黄学惠，生嘉庆六年，十九岁，许字在城朱氏。未嫁而夫病故，自誓守志，父母将欲改适，女即服卤而死，时年二十四。 

　　中国的“节烈”文化，要求妇女为男子(有的只是名义上的丈夫)守节，守得越苦越好，节得越惨烈越佳。死了以后那些卫道士的父母还附掌大叫：“死得好，死得好!”——这样的社会是变相的妇女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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