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的后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总人口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减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