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本地固定人口而言，外来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当外来人口携带着艾滋病病毒流动时，就会直接导致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
今年9月，甘肃省东部某县开始针对外来人口进行HIV抗体筛查，这在该省尚属首次。筛查工作任务刚刚过半，可摸底情况令人震惊：在采集的158份血样中，检测出HIV抗体阳性4人，初筛阳性率2.72%，采集阳性患者家属血样9人份，查出HIV抗体阳性2人！
输入性病例的增加，为甘肃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外来人口携艾滋病病毒流动加速病毒传播，甘肃省防艾工作面临新难题
“嫁来的AIDS”:阴霾笼罩小山村
2年前，我省东部某县一个4岁的男孩，因为一直出现不明原因的咳嗽、感冒、发烧，先后前往县医院、市医院就诊都没有查出病因。当年9月14日，家人带他在兰大二院再次治疗时才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两个月之后，这个不幸的孩子告别了这个世界。
随后，该县疾控人员在回溯病因时得知，孩子从未接受过手术或输血，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径就是他的母亲。此时，其母（由云南嫁入）已经去世，而可能也被感染的孩子父亲刘强不愿回来接受检测，常年在外打工。从这时起，疾控部门开始关注起“输入性病例”的有关情况。
今年8月20日，当地疾控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外来人口HIV抗体筛查的通知》。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对从云南、贵州、西藏等地区来本县的外来人口进行一次摸底登记和HIV筛查。
通过这次摸底，查出外来人口345人，其中云南籍210人、贵州籍17人……还查出缅甸籍4人。之后，疾控中心开始陆续对这些人员进行HIV检测。在12个乡镇采集的158份血样中，检测查出HIV抗体阳性4人，初筛阳性率2.72%，采集阳性患者家属血样9人份，查出HIV抗体阳性2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流动人员的构成和生活情况，11月17日，本报记者驱车赶往距离这个县城50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县疾控中心的人说这里是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一个村落。
汽车刚拐到进村的岔口，记者就听见远远传来了悲凉的唢呐声。车越行越近，唢呐、锣鼓声齐鸣，半山上，纸火、挽幛飘扬。几个汉子抬着棺材，慢慢地移动。山上山下，人影幢幢、哭声一片。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头戴白孝帽，身穿孝衣，腰里系一根粗麻绳，手握哭丧棒走在队伍的最前端。
进了村，我们陆陆续续听到了逝者张婉丽的故事：5年前，张婉丽与做茶叶生意的甘肃男子刘昌盛在云南相识。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于当年来到刘昌盛的家乡结婚生活。次年，两人喜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然而，张婉丽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虽然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但还是没治好她的病。11月16日，在家等死的张婉丽一命归去，年龄不到35岁。
张婉丽正是此次被查出HIV抗体呈阳性的病例之一。据了解，当县上性艾科的防治人员把这一结果悄悄告诉她本人时，她告诉工作人员，她在出嫁前曾有过两个同居男友，这两个人都先后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刘家河（化名）是县上娶来外来媳妇最多的一个村落。当地人说：“这个村太偏远了，村民的经济状况又差，所以很难有本地姑娘愿意嫁到村里来，村里到了适婚年龄的小伙子找媳妇可难了，因此这里也被人戏称为‘光棍村’。外地媳妇的到来，让村里摘掉了‘光棍村’的帽子。”
初到村里，记者一行就发现了一个典型南方长相的媳妇，她的怀中抱着一个刚刚1岁半的女孩。见到记者，这个俊俏的媳妇用地道的方言招呼大家进门坐坐。
在交谈中，我们才得知这个媳妇是一个傣族姑娘。3年前，她跟随自己的男友嫁到了这里。
少数民族媳妇说的是自己民族的土话，到了这儿，村里人说的都是地道方言，大家都不太会说普通话。生活在一起，语言交流就成了大问题，只好靠手势交流。“有一次，我让他拿孩子的尿布，比划下来，他居然拿来了我的毛巾。”她指着丈夫伟强笑道。“现在我们村就有二十几个我们那边来的媳妇呢。”她告诉记者。
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外来媳妇的学习能力，她们大多数在一年左右就听懂了地方方言，如今她们能说一口流利的地方话，不带民族口音，乍一听就是地道的甘肃人。而下地、打草、喂猪这样的活干起来更是不在话下。
冬日笼罩下的山村，一片和谐宁静：梯田交错，鸡犬相闻，村民坐在门前的矮凳子上聊天，享受着和煦的阳光。我们在院场中坐下，悄声问着幸福的小两口从认识到现在做过什么体检吗？两人红着脸直摇头……
由于县、乡医院的一般体检和化验都不包括艾滋病检测项目，而大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早期并没有什么症状，很多人都是到了晚期才被发现，错过了治疗时机，被过早地夺去了生命。该县疾控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由于这些外来人员在嫁到该地时，大多数并没有进行过婚前检查，加上他们对艾滋病几乎空白的防范意识，导致家庭式感染现象尤为突出。
1973年出生于云南某地的刘改琴，1999年远嫁给该县一个偏远山村的农民赵大明，并于2003年2月16日在家中正常产下一名男婴。检查结果显示，刘改琴为艾滋病毒感染者。
刘改琴向疾控部门的叙述令人心悸：她曾于1991年与一名云南当地男子结婚，婚后发现丈夫吸毒。受其影响，她本人于1997年被“白魔”征服，在1999年开始静脉注射毒品。疾控中心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断定为性传播或血液传播。
在刘改琴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后，疾控工作人员立即对其丈夫赵大明、儿子赵满斗进行HIV检测，结果两人双双被诊断为“HIV抗体阳性”。赵大明在接受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时，否认了一切婚外性生活史及吸毒史。显而易见，他是通过婚内性行为被传播。
而他们两人的孩子，现年4岁的赵满斗因为母婴垂直传播，他从一来到这个世上就注定要承受病魔的痛苦。
其实，只要他们在婚前接受艾滋病检测，那么这个无辜的孩子完全可以通过阻断治疗，避免被感染。同样，只要足够重视，丈夫也一样会躲开艾滋病魔。
如果百姓们能够及时进行检测，尽早掌握自己的感染状况，不但可以得到专家的预防指导，还可以及时进行相关治疗。但事实上，“你根本想象不到我们的工作开展起来有多么艰难。”该县疾控中心性艾科王科长对记者说。
在他们的工作计划中，所有乡镇干部和乡村卫生员是首批接受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的人员，并由每期参加培训的乡村卫生员邀请4到5名附近长期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参加。
“因为组织这样的活动不容易，我们每次都精心准备了各种资料，并在宣讲时做到尽可能的详细。然而，学员们的表现却让我们深感无奈。每次的培训会都以闹哄哄开头，以昏沉沉结束。”说话时，他的脸上满是焦虑。
“在他们眼里，艾滋病依然离我们很远，丝毫没有意识到它早已来到了我们身边。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将这样的培训坚持搞下去，目前，我们已经对全部15个乡镇中4个进行了培训。这段时间是农民工返乡的高峰期，我们得抓住时机，对事先已列入名单的人进行集体采血。”
比起采血，培训遇到这些麻烦简直是小儿科。
因为害怕引起人们的恐慌，他们在对目标人群采血时，只能以健康体检的名义进行。就这样，还是有很多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农活忙、自己没病等为理由来拒绝。有时候为了采到一份血样，他们要在来回上百公里的山路上往返几次，这对疾控中心有限的人力财力来说，无异于挑战极限。
县疾控中心负责人孙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大多数人对艾滋病缺乏了解，这里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艾滋病是一种不道德的病。艾滋病患者本人也对艾滋病缺乏足够的了解，当得知自己被感染后，他们很难保持理智坚持接受治疗，而是选择远走他乡，不再与疾控部门联系（这种现象疾控部门称之为“失访”）。
“根据我们的保密规则，我不能向你谈太多。”孙主任表示，“患者的档案和有关信息我们是统一安排、专人保管的，按规定不能向无关人员和单位泄露，即使在疾控中心内部，无关人员和病人也不准接触，也没有机会接触。保证患者的隐私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出于上述担忧，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安排记者与患者见面的要求。
1972年出生、1995年嫁到该县的谭丽，于今年9月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他的丈夫远在哈密打工。今年10月，谭丽离家出走，去向不明。据疾控中心调查，谭丽15岁时发生第一次性行为，20岁开始吸毒，22岁开始静脉注射吸毒，但否认共用注射器行为。此前曾有两个固定性伙伴，均吸毒，且都已死亡，与两位性伙伴发生性行为时很少使用安全套，否认手术史、输血史及商业性性行为。嫁到该县后停止吸毒，否认有丈夫以外的性伴侣。
“我们不能确定她具体去了哪里，更不能保证她今后会不会发生高危行为，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重演，我们只有向患者隐瞒他们被艾滋病感染的事实。”王科长忧心忡忡地说。
实际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感染到发病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潜伏期，一般在5年–10年，在这期间如果能够定期随访，及时进行抗机会性感染治疗和医学预防指导，就可以延缓发病。虽然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药物彻底治愈艾滋病，也没有预防的疫苗，但是已经有办法控制病程的进展，只要及时发现并治疗，就能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避免感染无辜人群。
11月17日，该县疾控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结束对乡村干部和乡村卫生员的培训后，他们将会把宣传的受众转向普通人群。在大型公开场合竖立艾滋病宣传公益广告牌，在县区几个较大宾馆的明显位置摆放艾滋病防治宣传的小标牌，并争取购置一些售套机。针对该县有13.2万外出打工人群、外来人口相对较多的实际，他们目前做了一些艾滋病监控及防治方面的设想。
首先是在不违背《婚姻法》有关婚前体检采取自愿的原则下，希望民政部门引导前来登记结婚的人到疾控中心做艾滋病检查，他们将免费为即将结婚的准夫妻检测。
其次，鉴于现在各大城市都要求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健康证，而办理健康证在城市的收费一般在百元左右，他们将开展以成本价（10元）为外出务工人员办理健康证的活动，并借此机会免费做艾滋病检测。
“有关法律规定，艾滋病检测必须是在受检人知情且自愿的情景下进行，但考虑到目前这个群体过高的艾滋病感染几率，再加上我们县艾滋病宣传上的相对滞后、人们对艾滋病危害认识上的不足，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该负责人表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