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迪在《微精神分析学》的个案记录中说：性高潮越成功，爱情越失败。
　　他认为生命从生理到精神，本质上皆是虚空。而性爱正是体验虚空的一种极致。在高潮的经验中，自我与周遭的差异泯灭了，极端的虚无感是极端的快感的来源。这时，性伴侣被遗忘，彻底消失在虚无化的意识里。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案分析者认为性高潮是个人自我性的极端体验，而性爱对象却是可以替换的。在登峰造极的一刻，自我愈是虚无缥缈，则爱情愈是丧失意义。
　　但爱情根源于对于虚无的一种抗拒。对孤独的恐惧和对自由的向往，在弗洛姆那里，是人类的一切活动的两种心理动力。同样我想这也是爱情的根本。那么在爱情的极致当中，拒绝虚无与拥抱虚无，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放弃，是否不可解释的一种统一或荒谬？是否我们在肉欲掩盖之下的一种叶公好龙。
　　性爱当中灵与肉的交融，至少在精神的层次上，是生命的一种酣畅淋漓的自由主义。自由的极致便是虚空吗？个体在本质上的，灵与肉两方面的孤独，是我们如此渴求两性结合的契机。那种在最大限度上的灵肉交合，最大限度地安慰了彼此孤独的存在。而性高潮在此刻的形而上的境界，至少象征性的赢得了在公开的、日常的、社会化的生活当中，被剥夺、被遮掩的自由。此刻的虚无感是刻骨铭心的，但生命从虚空走向虚空，不是白白地回到起点。对自由的渴求和对于孤独的救济，是一种中介，亦是爱情的意义所在。起点的虚空是个体的，终端的虚空则是共同的。高潮中的虚无感是双向的、交互的。在意识的退去和消失中，首先不是性伴侣的被遗忘，而是自我——主体性的遗忘和泯灭。严格的讲，当自我全然消融时，性伴侣在意识中的不存在，不能说是一种遗忘。毋宁说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乌托邦。爱情的终极价值，或者就是通过性高潮的仪式，和共同的虚空来表达。在这种意义上，又可不可以说，“性高潮越成功，爱情就越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弗洛姆说，对自由的恐惧是现代人的普遍境遇（好像不包括第三世界吧）。自由是失去上帝和真理之后的自由，“如果没有了上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人们恐惧并逃避的其实是孤独，和这种自由带来的归属的不确定。因而天性脆弱的我们，便以放弃自由的方式，去逃避孤独，去寻找一个可以确定的归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天生便有一种“献身”的激情。
　　爱情当中的献身，是获得归依的一种最小限度的放弃。因为爱情是一个最小单元的共同体，一种对自由和主体性伤害最小的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自由的放弃和对于情人的“献身”，最终与性高潮中灵肉的最大限度的接近和共同的虚空，深刻的、直观的统一，并显赫的表达出来。
　　但在其他的更大的共同体当中，我们的献身与放弃，却由于异己的“集体”的出现，而开始异化和变质，并使这一放弃和献身与我们终极的目的相背离。譬如弗洛姆所分析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政党、种族、等等，这些更加抽象的共同体使个人泯灭自我而依附其中，从而获得一种更大力量的安慰。我们在这样庞大的、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灵与肉的交融中，获得更大的共同的虚空，和一次次充满激情的献身时类似于性高潮的崇高快感。但这种如同群交般的庞大的共同体，却在领袖拉皮条般的动员和操纵下，在不受个体支配的异己力量驱使下，走向反面和主体性的深渊。　　
　　乌纳穆诺说：信仰就是愿意信仰。在上帝已死、宗教式微，以及种种极端思想退潮之后，我们还愿相信、还敢相信或者还能相信什么样的对于孤独的抗拒和救赎之路呢。理想主义的姿态和我们灵魂深处对于“献身”的激情，如何才能避免扩张和投射至非个体的广阔舞台，而蜕变为异己力量和极权主义的受害者或者自愿行刑队？
　　性高潮中的共同的虚空，或者是最小的，也是最深刻、最保险的自我与他人的结合和主体性的放弃。这种作为信仰终端的结合更加天然、更加符合人性的地方，就在于高潮当中从虚空走向虚空，直观的指向了生命的本原，使快感成为乌托邦的象征。并帮助和防止性生活不和谐的人狗急跳墙，变成强奸犯或激进的革命者。
　　我们面对永恒和归依时，最多只能把老婆或老公拉上，而不要振臂高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