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９岁的小学生由于整天在课堂上做“下流”动作，被母亲领进了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青春期门诊，检查后方知道，导致这个孩子反复做出不雅举动的是局部炎症，需要进行针对性治疗。她痛心地说：“老师和家长缺乏最起码的性健康教育知识，认为孩子学坏了只有‘来硬的’才能改正，结果男孩旧病没好，又得了忧郁症，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中学生从拥抱到接吻的，保守数字在20%至30%之间，而发生性关系的比例也已占10%左右，由于获取相关信息不畅，加上传统的道德观念，约半数以上的中学生都是偷偷摸摸地获取生殖健康知识。
大学生也一样，由于无法接受专业、系统的性教育，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要通过网络、黄色录像、黄色漫画、与同学交流“荤笑话”等非正规渠道获取性知识，更有甚者“到实践中学习”，即在校外非法同居。
学校给学生进行生殖教育，怕家长闹事；家长闹事怕的是孩子知道了男女之事；处于身体发育高峰期的学生为了获取相关知识，床底下都藏着黄色光盘，专家们说。
“中国的性教育，不是领导不重视，也不缺少文件，阻力还是来自整个社会的观念。” 中国性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胡佩诚教授说，从国情出发，很多人接受性教育的方式往往是课外渠道，因此，中国的课堂性教育是失败的。
调查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书、大众媒体，而不是课堂，甚至极少有人从课堂上获取性知识。随着世界信息化、网络化，如果不能从正面课堂对青少年群体进行引导，他们也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这其中就有很多歪曲的信息。胡佩诚说，孩子从7岁开始，家长老师就要讲授怎样做可以避免怀孕。“我们政府是很重视青少年性教育，发了不少小册子，可这些小学老师就是不听，甚至将这些页面撕掉。”
“只要有敢讲这种课的老师，就开课。”校长说。
“生理卫生课，自习”，学校的性教育课本中有避孕知识的介绍，老师基本上忽略不讲，有的老师即便讲解，也是遮遮掩掩。
“内容讲得太浅，没啥意思。”学生们不屑地说。
学校性教育悄悄失败，与此同时，社会性革命悄然兴起。
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三次性革命时代，“自我”、“快乐”成了其主要特征。这种特征的表征就是导致婚外情、一夜情、交易性性行为，甚至同性恋等边缘性性行为增多。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广东性学会会长张枫说，为什么社会上婚外情越来越多？离婚率也越来越高？“主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正确对待性问题”。
“男找女，女找男，有的甚至一个找五六个，脚踏两条船的人就更多了”。广东一个男性外来工承认自己找过的性伴侣共有17个。不只是外来工，中学生早恋、早孕现象也很严重。
经济的发展是人们大闹“性革命”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础。改革开放20多年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们在充分享受物质文明所带来实际利益之余，开始对物质之外的其他生存价值萌发了新的追求。性生活的质量、性生活的权利、性生活的自由、性价值的肯定等，进入到了人们追求的视野之中。
著名性学家李银河说：如果一个社会人们温饱成问题，性是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俗话说“饱暖思淫欲”，经济发展了，人们才可能追求这方面的品质。
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一夜情、婚外恋、色情业、同居、婚前性行为、避孕、堕胎、校园性解放、换妻俱乐部、性爱分离、性与婚姻分离、性与生殖分离等等性话题，时刻包围着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公共的热点话题……。
“成千上万的男子和妇女倒向了性自由的一边”。美国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Sorokin）批判性革命的这句名言，恰好成了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性革命的生动写照。
人们开始明确地、大张旗鼓地追求 “性与生殖的分离”， “性与婚姻的分离”以及“性与爱的分离”；性快乐本身成了目的和本体，——这些特征的存在，被一些性学专家称作是性的“第三次革命”。
中国的性，从春秋时代到北宋未年，性态度是较为开放的；宋明理学之后，慢慢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性压抑教条，到“文化大革命”，性压抑达到巅峰；现在是“否定之否定”阶段，受西方思想影响，“性权利”、“性的平等”、“同性恋”等正在中国大地出现。如1997年，“流氓罪”在中国刑法里消失，中国的性态度正在走向开放。
性学专家李银河认为“性自由”底线是：当事人自愿；秘密场所，成年人。
国外著名的性道德ABC三原则:A(Abstinence)是节制，B(Befaithful)指忠诚，C(Con-dom)就是说要使用安全套。
但中国的性教育先天不足，在性与生殖、性与婚姻、性与爱情的分离的同时，哈尔滨单是一个“小姐培训班”就引来哗声一片，“百分百安全套工程”更是被解读为对卖淫嫖娼的支持，广州的性文化节更是引来30余万人参加，百元以下的性用品大行其道……
性革命来了，个人在变，社会在变，政府的职能也在变。李银河说，“法律惩罚有罪的性，道德反对有错的性，其他均属公民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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