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在《养生铭》中的“防夜醉”观点，是非常具有科学道理的经验之谈。醉酒就是酒精中毒，对人体的毒副作用是人所共知的。明代医学家李时珍认真领会了孙思邈的思想，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口气列举出了醉酒使人表里为病的15大“罪状”：“或呕吐，或自汗，或疮疥，或鼻齇，或泄利，或心脾痛，尚可散而去之。其久也病深，或消渴，或内疽，或肺痿，或鼓胀，或失明，或哮喘，或劳瘵，或癫痫，或痔漏，难名之病”。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李氏还特意在书中写进了一则实例：过去有个叫周顗的人，非常好客。有一晚他家来了一位朋友，他拿出两石美酒招待，结果把这位朋友灌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位朋友“已胁穿而死矣”。无独有偶，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也记述了醉酒致死人的故事：清代嘉庆年间，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松筠，与负责河务的官员费淳聚饮，其副将“陪酒”，三人全部醉倒。那“副将昨夜回署，即不言动，今晨已奄逝”。
　　上述两则饮酒夜醉导致死人的故事，与孙思邈提出的“防夜醉”的观点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是对孙思邈“防夜醉”理论的有力证明。这是因为：
　　一、夜晚醉酒会造成对睡眠的直接影响，给机体健康带来危害，有可能诱发多种病变；
　　二、夜晚是男女兴房事最多的时段，酒后又容易引起兴奋，而醉酒后进行房事既有损于男性正气，又会给未来胎儿的形成埋下隐患，因此得畸形儿、痴呆儿者屡见不鲜；
　　三、更重要的是，夜晚人的机能活动状态处于相对平静的弱势，器官新陈代谢的速度放慢，酒精进入人体后更不容易挥发，使人中毒的程度会相应加重，死亡的几率自然会随之增大。
　　现代研究指出，醉酒对消化系统的伤害是首当其冲的，对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和骨骼、运动系统的危害也相当严重，是最终导致人生病、短命、死亡的原因之一。从许多疾病发病原因的调查中看，酗酒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不饮酒者或有节制的少量饮酒者。
　　当然，用辩证的观点看，把酒说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公正的。客观地说，酒具有扩张皮肤血管、增加胃液分泌、杀灭病菌和加速热挥发的作用，并且能释放出一定热量，以加强机体的新陈代谢。除了作为药物直接被运用之外，酒还经常进入复方或作为辅料与其他药物一起，共同参与对多种疾病的治疗。酒与药的这种有机结合，起码有五个方面的作用：
　　一、改变药性，引药归经；
　　二、增强温补肝肾的作用；
　　三、增强活血通络的作用；
　　四、矫正药物的不良气味，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
　　五、增加药物有效成分的析出。
　　一句话，作为治病、健身之用，酒是具有一定益处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掌握饮酒的度和量。孙思邈不反对适量饮酒，提出了“饮酒不宜使多，多则速吐之为佳”和“适性服之，勿至醉吐”的观点。他还特别推荐以葡萄为基质的甜酒，赞“其酒常饮益人”，这与现代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相悖的。他还强调酒剂的防疫作用，说“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在他的《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中，除直接用酒送服丸、散剂和作为制作丸、散剂的原料外，所列举出的酒剂方就有9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