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医药的结合，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创举。占时“酒”写作“酉”，《说文解字》这么解释：“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耐酒”。“就”意为“成熟”，“黍成”就可做酒(酉)，黍，甘平，益气补中，不也是中药吗？古时候“围”字从酉(酒)，即说明酒与医药的密切关系，所以后世又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商甲骨文有“皂其酒”，据汉班固解：“皂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为皂”，说明当时即有与中药郁金合酿而成的郁金药酒。
　　所以说，药酒的起源与酒的产生是分不开的，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药酒方见于1973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约记载内外用药酒30余首用以治疗疽、蛇伤、疥瘙等疾病的药酒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杂疗方》中，虽多已不完整，但仍可辨认出药酒方(药酒用药)，酿制工艺等记述。由此可见，我国的药酒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药酒，在中医方剂学上又称为酒剂。所谓药酒，一般是把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和动物的全体或内脏以及某些矿物质成分按一定比例浸泡在低浓度食用酒精。白酒、黄酒、米酒或葡萄酒中，使药物的有效成分溶解于酒中，经过一定时间后去除渣滓而制成的，也有一些药酒是通过发酵等方法制得的。因为酒有它的自身作用，所以酒与中药材配伍，可以增强药力，既能防治疾病，又可用于病后辅助治疗的一种酒剂。有目的地运用药酒，有意识地将药与酒配合，在我国也已有了悠久的历史。
　　秦汉之际，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也对酒在医学上的贡献作了专门论述，其中，《索问。汤液醪醴篇》论述了醪醴与防病治病的关系，在其它篇章中还提及了治膨胀的“鸡矢醴”，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的“醪药”，主治色大深的“醒酒”等，均系较早仙药酒记载。
　　至汉代，随着中药方剂的发展，药酒逐渐成为中药方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针对性和疗效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的记载，表明扁鹊认为用酒醪治疗肠胃疾病的看法，这篇著作中还收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25个医案，如用药酒治愈济兆王病“风蹶胸满”甾川王美人患“难产症”的验案。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载“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书中除有红蓝花酒、麻黄醇酒汤、括篓薤白白酒外，尚有很多方药均是以酒煎煮，或以酒和水混煎，借酒以加强药效。可见时至汉代，药酒和将酒用于医疗方面已非常丰富和普遍，故班固在《前汉书。食货志》称酒“为百药之长”。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虽为农业专著，但对药酒的酿造方法，特别是对浸药专用酒的制作，从曲的选择到酿造步骤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在卷七还总结性论述了当时的制曲酿酒技术、经验及原理。晋，葛洪的《肘后备急言》则记有桃仁酒、猪胰酒、金牙酒。海藻酒等治病药酒。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提出“酒可行药势”。尤其是对药酒的浸制方法论述较详，提出“凡渍药酒，皆经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防寒暑数日，视其浓烈，便可派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井指出确71种药物(包括矿石类药物9种，植物类药物35种和动物类药物27种)不宜浸酒。这一时期对药酒的制法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
　　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七“酒醴”，卷十二“风虚杂衬酒煎”，书中共收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内科、外科、妇科等方面，并对酒与药酒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认识，针对当时一些人因嗜酒纵欲所引起的种种病症，研制了一些相应的解酒方剂。《千金翼方》还对药酒的服法提出了要求“凡服药酒，饮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达药力，多少皆以知为度，不可全醉及吐，则大损人也。”唐，王焘的《外台秘要》卷三十一“古今诸家酒方”一节中共收载了药酒11方。其中9方为用加药酿制法，同时对酿造的工艺也记述颇详。此外，《千金要方》中还记有用药酒治唐国寺僧允葱患“癫疾失心”的验案。
　　宋元时期的药酒有了很大发展，药酒的种类和应用范围均有了明显的扩大。仅《太平圣惠方》中就没有药酒专节达6篇之多，连同《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因方》、《本事方》、《济生方》等书中的药酒方，计有药酒方数百种，运用药酒治病的范围也已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种疾病，对于药酒的主要功效也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如《圣济总录》卷四认为“药酒长于宜通气血，扶助阳气，既可用于祛疾，又可以用其防病。”“兼有血虚气滞，陈寒痼冷，偏枯不随，拘挛痹厥之类，悉宜常服。”在药酒的制法上，已开始对多种药物均采用隔水加热的“煮酒法”，这样可以提高药物有效成分的浸出率，增强药酒的功效。这一时期药酒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于补益强身的养生保健药酒渐多，有些药酒不但具有治病养生的特点，而且口味纯正，成了宫廷御酒。除了上述大型方书所记载的药酒外，宋，陈直《养老奉亲书》和元，勿思慧《饮膳正要》、《御药院方》等书中也收载了许多适合老年人服用的养生保健药酒。明代的医药学家在整理继承前人经验的同时，又创制出许多新的药酒方。在明代医学书中，如《普济方》、方贤的《奇效良方》、陈梦雷的《医学全录》、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收裁了大量的药酒配方，既有前人的传世经典之作，又有当代人的创新之举。仅《本草纲目》就辑了各类药酒配方200余种，《昔济方》通卷收载的药酒配方达300余首。此外，如明代吴昆的《医方考》载药酒7种，吴基的《扶寿精方》载药酒9种，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两书载药酒近40种。明代的民间作坊已有药酒出售、如意仁酒、羊羔酒等、而老百姓自饮自酿的酒中也有不少药酒，如端午节的直蒲酒、中秋节的桂花酒、重阳节的菊花酒等。至清代，药酒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创造出许多新的药酒配方。如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吴谦等人的《医宗金鉴》，孙伟的《良用汇集经验神方》和项友清的《同寿录》等等，均收载了不少明清时期新创制的一些药酒配方。清代的药酒，除了用于治病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养生保健药酒较为盛行，尤其是宫廷补益药酒空前兴旺发达。例如，清，乾隆皇帝经常饮用之益寿药酒方“松龄太平春酒”对老年人诸虚百损、关节酸痛、纳食少味、夜寐不实清症均有治疗作用。“夜合枝酒”也是清官御制的药酒，组方中除了夜合技外，还有柏枝、槐技、桑技、石榴枝、糯米、黑豆和细曲等，可治中风挛缩之症。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百业不兴，加之大肆扼杀中医，药酒也难逃厄运，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中药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作为中医方剂之一的药酒，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制作经验，而且采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严格了卫生与质量标准，使药酒的生产逐步向标准化和工业化发展，药酒的质量也大大提高。医药学家还对许多传统中药名酒(如五加皮酒、十全大补酒、史国公药酒、龟龄集酒等)的功效、配方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为药酒的应用和提高疗效提供了宝贵依据。同时，在中药药酒的文献整理、研究和不断开发药酒新品种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如在文献整理研究中，近年来也有一些药酒专著出现，如许青峰的《治疗与保健药酒》辑药酒方146首，孙文奇的《药酒验方选》载药酒方361首，李明哲的《药酒配方500例》，陈贵廷等的《百病中医药酒疗法》共载药酒1364首。
　　此外，如《中国药典》等国家颁布的书籍中，亦对一些传统中药名酒的配方，制作工艺，质量与卫生要求等作了规定。以上均为中在不断开发研制药酒的新品种和剂型改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一是开发新品种。如根据清代宫廷配方研制的“清宫大补酒”，根据宋代名方配以绍兴名水酿成的饮料酒精研制而成的“十全大补酒”，根据古方研制的“金童常乐酒”、“罗汉补酒”等多品种高质量的药酒，不断涌向市场。有的药酒已进入千家万户，走出国门，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和患者的欢迎和普遍饮用。
　　二是药酒的制作工艺和剂型改革，也正在朝着节约利用中药材，提高其有效成分的浸出和回收以及方便使用，疗效显著的方向发展。例如近年来有报道认为：采用比《中国药典》规定含醇量(40%一50%)高10%以上白酒(含醇量达60%左右)作为提取用溶液，浸泡中药饮片，量为处方全量的50%左右，即可减少杂质的浸出，而提高有效成分浸出的效果，并认为采取“浸渍—渗满—洗涤—甩干”的新工艺方法，可最大程度(几乎全部利用)地利用药渣中的有用成分，并是高了药酒的收得率，减少了白酒用量，且能保证药酒的质量，从而改进了采用榨法榨取效果差的旧方法。此外，由于中药酒剂配)具有用量小(内服或外用)，药效迅速，有一定防腐性等优点，因而便于长期保管和使用。又有报道，将丸剂改制为酒剂使用，如‘藿香正气水“，原为宋代古方”藿香正气散“(煮散)，早期改为”藿香正气丸“，现又将丸剂改制成酒剂。其次，国外目前也很重视中药酒剂的研究，如运用我国中药材大黄等制成的”大黄酒“，具有健脾和胃、宽畅消胀，行气活血等功效，可用于胃脘胀满，大便秘结，少食纳呆以及用于减肥等等。
　　“酒”系谷类和曲酿而成的流质，其气彪悍，质清，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其作用已如上述。而中药——般多系天然之品，毒副作用少。酒药结合配制的药酒，介于食药之间，有病可以医病，无病可以防病健身，古代即用药酒来预防瘟疫流行，如《千金要方》所说：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药药酒的应用必将更为广泛。
　　我们深信，中药药酒，在医药学家的不断努力下，通过继承与提高，发掘与创新，必将有品种更多，质量更好。范围更广的药酒走向市场，走出国门，进入千家万户，造福人民，更好地发挥药酒在医疗和保健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新贡献，为振兴中医事业，使祖国医药进一步发扬光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