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中国人缺乏人格发展的观念，然而，不管文化的程序设计如何对一个人施暴，他在生理上总是要成长的。因此，每一个人自然都成长成人，不过却保留许多在孩提阶段未能解决的问题。
　　例如，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土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便撞人、抖脚）等等——一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
　　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就是将婴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今日的农村中可能仍然如此），一般让孩子常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根本不是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小便，养成有规律性的排泄习惯。
　　然而，在排泄训练方面，中国人除了造成孩儿“一人”缺乏自制自律习惯之外，还往往加多了一个由“二人”去从事他制他律的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姨”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的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这种措施，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在成长之后造成公私小分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分内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群众或组织。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的确，中国人对在这个阶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并非是自治、自制和自律，而是如何与人保持“和合”。因此，中国小孩虽然不被严格要求守规律、排队、控制身体排泄物等习惯，却被训练如何与他人保持适当之关系，那就是按照长幼之序、亲疏之别去“做人”。总之，中国人也很讲究规则与秩序，只是不在“一人” 守时、守则、维持洁净方面，而在如何保持“二人”之间的秩序与 关系方面。既然后者是将人的情感渠道化之措施，因此，在这个 阶段上，孩童被训练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控制，那就是要求他不要 大声喊叫、发笑，养成不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特别是禁止公开表示爱憎之情。
　　这种训练，一方面使中国人养成抹掉“自我”的倾向，于是，在自己必须“做人”的场合中，遂出现处处以对方为重，由“鉴貌辨色”监察到对方的需要，以及急人之难诸般“美德”；在另一方面，则造成没有棱角的个性，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木口木面。于是，对喜欢的异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达爽朗的热情。自然，在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刻也不会欢呼、狂叫、起舞。此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此外，中国人的父母虽然不注重孩童的排泄训练，也不严格要求孩童自己控制身体的动作，却很注重用外力来约束孩童的动作，那就是不许他们“乱动”，以防止他们长大后太顽皮。在过去，有些父母甚至还有用带子将孩童的四肢束缚的习惯。这种做法，自然养成了中国人好静的性格，并且认为“动”是不好的——例如，中国人恒常地把“动”与“乱”连在一起，形成“动乱”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也是：认为他们整天固守在书桌旁就是“乖”或“听话”的，过分摆动身体则是“恶形恶状”的。国民党用来束缚青少年心身的“读书救国论”，实渊源于此。这股倾向在大陆“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更为显著，年轻人显得死气沉沉，与老年人差不多，尤其是男性，除了在肉体上几近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也是垮垮的。
　　然而，中国人虽然整个人被弄得一潭死水一般，在身体动作方面却很少顾及不相识的人，除了将身体排泄物与抛弃物乱放人身外的环境中之外，还随便撞人、推人，排队时抢在别人前头，与别人并坐时乱抖动脚，等等。此外，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众场所中（排队时、在马路上、公共汽车上），动辄就毫无制约地将火气、怒气、怨气、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欲侮辱别人的冲动。
　　这类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大量存在。即使在今日，走路时撞到了陌生人很少道歉、撞跌了对方手中的东西很少帮其捡起来，在人多的地方要通过，多半也不会开声请求让路，而是将整个身体撞过去。而且，似乎很矛盾地，中国人在平时虽然没有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但是，有些香港的店员、公共机关服务员在面对顾客时，总是一副“面臭臭”的表情，而且动辄怒气上升，面色铁青。这种反应，可以说是既没有强烈个性表现也没有自制的人的嘴脸（这里已经牵涉到中国人“治”与“乱”的两极化——详后）。此外，到这类机关中去购物（例如邮票）或缴费时，服务员往往有将找换或收据大力地拍击在你面前的倾向。
　　以上种种现象，都是中国人肛门化倾向的表现。对西方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人格组成中有着过多的肛门期的遗留，就往往表现为对洁净过分执着的病好。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的训练既然不同于西方人，因此肛门期遗留的形态自然也不同于后者。而且，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是受阻滞的，亦即是从不承认一个“人”可以发展至以“性”为注意对象的成人阶段，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肛门期的遗留与口腔期的遗留一般，都不是个例的情形，而是泛民族性的倾向。事实上，中国人的“无私”精神，往往只限于一个家那么大小的群体，或者是“自己人”这个圈内，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无法维持秩序。因此，中国人的口腔化倾向也往往表现为将公家的东西“独食”，至于这种行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效果，则是一副浑然不觉的态度，因此这同时也是一种“拆烂污”的态度，亦即是不能自制地放出“粪便”，由别人去承担清理。
　　口水、鼻涕之事，在孩提阶段就应该训练好，而不应在成年以后由政府去代替父母的功能——这种越俎代庖，仍然是不可能解决父母未能完成的任务。它只有加深了成人的“儿童化”，因此是一个彻底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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